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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物介绍:

王跃文,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、著名作家。长篇小说《国画》《梅次故事》《苍黄》《大清相国》等作品为读者所熟知,中篇小说《漫水》曾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。

湘潭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曾明辉

1999年,王跃文的长篇小说《国画》一出版便大热,小说因描绘了一批生存于权力中心和边缘人物的世相百态,引发人们对相关题材的关注与思考。紧随其后,他相继出版了《国画》《梅次故事》《朝夕之间》《大清相国》《苍黄》等作品,讲述的故事题材,都紧贴现实生活。在民间,对王跃文的评价,甚至不乏“中国官场小说第一人”的称誉。

然而王跃文始终对“官场”一词,持有警惕甚至近乎排斥的态度。“‘官场’一词,实际上本身便是贬义的。”王跃文的说法,在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上找到了依据:“官场,管理阶层及其活动范围。贬义,强调其虚伪、奉迎、欺诈、倾轧等特点。所以,用‘官场’一词来讲述现在的党政机关,从政治上而言,是不正确的。”王跃文很不愿意“官场小说”这种提法。他认为,官场文学在评论界,并没有一种正式的命名。从现实的维度看,用“官场小说”概括现在一些描写党政机关的小说,也是不准确的。“我不认为小说必须分类。任何类型化的分类,都是对文学的一种矮化。”

到了2015年,王跃文出版了长篇小说《爱历元年》。不同于过去的党政机关题材,这部小说转向了知识分子的情爱叙述。

如同对“官场”一类的标签词汇所持有的警觉一样,王跃文对评论界因此评论的“转型”话题,保持着知识分子的清醒与冷静。

“事实上,‘转型’是个伪概念。对一个作家而言,是不存在转型的。就如同一个普通人一样,不同人生阶段,所遭遇的事情并不同。作家的感触更加敏锐,他只是将不同阶段对社会、政治环境的思考,用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而已。”王跃文称,“人是多元化的,贴标签的行为,往往会遏制人的丰富性。”

“与现实相比,小说不过是冰山一角。”

湘潭日报:您最初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,源于您的代表作《国画》。但事实上,您在这之前写了不少散文和短篇小说,比如说您的小说处女作《无头无尾的故事》,写的也是公务员的生活。

这些小说,主要是写官场之外的八个小时。写这些党政机关小说时,您当时仍在政府部门上班。您如何处理好这层现实与写作的关系?官场小说的写作,会有一些禁忌吗?

王跃文:当时我觉得一点禁忌也没有,这可能与我是个天真烂漫的人有关。工作关系的处理,从时间上看,每天工作八小时,踏踏实实。下班之后,便开始阅读和写作。

我肯定不会触碰政治界限与法律界限,也没这种必要。我小说中能呈现的,是一个作家秉承艺术良知,对生活的观察与思考,并以文学的形式来呈现。对我来说,如此而已。

《国画》出版后,有点争议。有些人读了之后,觉得不舒服。我当时就说了,那是他自身的观念问题,而不是我的问题。

湘潭日报:用文字呈现眼中所见,心中所思。在写作过程中,您所描写的机关单位黑暗尺度,与实际的相比,会有多大出入?

王跃文:现实所呈现的问题,比我所写的还要多。可以说,写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。

现实生活中有很多黑暗的事情,作为作家我不忍看,也不忍心去呈现。这并不是怕,而是觉得很多太残酷的东西,没必要用文学的形式呈现出来。文学也没有必要去和现实比黑暗,比残酷。这是没有意义的。重要的是,一个作家对现实的观察与思考。

若说凡真实的就是好的,那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仇杀、情杀的黑暗事件。这远远超过作家的想象力。现实黑暗到什么程度,就要在小说中呈现出来?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。小说没有必要为了这些去猎奇和吸引读者。

所谓真实,也是特定意义上去讲的。文学应表现有意义的真实,而非自然主义的真实。

湘潭日报:您的小说创作划分为三个阶段:第一个阶段以《国画》为代表,包括《梅次故事》《朝夕之间》;第二阶段是代表作是《大清相国》;第三个阶段的代表作则是《苍黄》。从内容看,《国画》更多的是揭示人性的复杂,而《大清相国》更多的是在弘扬人性的美。

王跃文:《国画》《梅次故事》《苍黄》,这些反映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里,都是一个作家对生活的观察、思考与表现。其实在小说里面,揭示、感叹也好,忧虑也罢,表现的都是对光明与美好的向往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我的小说基调或底色,都是向上的。

湘潭日报:这是一种复杂之后的美好,与单纯的美好有所区别。

王跃文:《国画》里通过美好人物的表述,如画家朋友,包括主人公朱怀镜有时的反省(他是个边反省边堕落的人,这也是这一类知识分子的特点),有对现实生活很纠结的一种思考。

“‘转型’是个伪概念,人在不同阶段,关注的人与事是不同的。”

湘潭日报:去年您出版了长篇小说《爱历元年》。有评论家认为,从这部小说起,您摆脱了过去的官场小说题材,转向了知识分子情爱叙述。乡村中学教师孙离与喜子从底层走向中产阶级后,不能忠诚于爱,到最后两个人经过自我救赎,回归情感的起点,重启“爱历元年”,通过这对知识分子夫妻的故事,牵扯出近三十年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。您怎么看待别人眼里的“转型”。

王跃文:一个作家写作,他不可能总是盯着一个题材去写。我经常会被问到,“你之前写党政机关题材,后来写历史题材,现在又写知识分子题材,你这是不断在转型呀。”这是一种比较偷懒的提问方式。实际上,这只能说明一个作家所关注的生活,充满了丰富性、多元性。

湘潭日报:作家的写作,实际上与他所处不同人生阶段的观察与思考有关。您曾在一些场合提及《爱历元年》创作的心路历程时说道,创作初衷是想写一个知识分子的中年危机。这不是指具体层面上的中年问题,更是孤独、荒诞、虚无的感觉,在这个年龄阶段强烈地散发出来了。

王跃文:这不存在题材积累的问题,可能就是与自己人生阶段同步的思考,与转型没有多大关系。

现在的我,也到了《爱历元年》的主人公孙离的年龄阶段。里面发生的故事或许与我无关,但心理历程差不多,感悟体验也是相通的。

自己没有到达中年阶段,我总感觉“中年危机”是一个不存在的“伪概念”。现在进入中年这个阶段也有两三年了,我感觉自己的心理冲击是很大的。

客观地讲,到了四五十岁这个阶段,生命的盛年走过了一半,一个人的成败、功过,包括事业,也差不多已经定型了。这时候,人生基本上不可能再来。失意或是得意,在这一阶段都会体现出来。

也有一些现实的问题,如父母亲的老去,小孩还没有完全成长起来,上下的压力都很大。再加上事业的压力,我感觉身边很多人到了这个阶段,都会有一种焦灼感、茫然感,甚至是虚无感、幻灭感。有一种不知道怎么办、发慌的感觉。我在小说里,融入了我的这些感念与思考。

湘潭日报:《爱历元年》以一对夫妻的爱情视角切入,但实际上视野很宽,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年,把这一时段里中国的社会情境表达出来了。作家谌容的《人到中年》,当时也特别叙述了人到中年这个阶段所面临的现实问题。

王跃文:谌容的《人到中年》也是写知识分子,写了她整个一生。我这部小说将中国过去二三十年普通人的普通生活细节,尽可能地呈现出来了。

湘潭日报:您对机关单位题材的把握,成就非常突出。您把笔触探向人性深处,这与您关注人性、挖掘人性相关。包括后来的作品如《爱历元年》,也是在人性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,这很大程度上应该来源自独特的政治观察视角和人道情怀。

王跃文:我观察生活,思考生活,并不带成见。我说的成见,专指过去那些模式化、概念化的一些观念。比如,不同的社会角色总会被先入为主地贴了一些标签,教师——园丁,记者——无冕之王,公务员——公仆……

我的小说不受这些标签的影响,生活并没有这么简单,它是千姿百态的。我所写的,是我观察到的和我思考到的。

“等我学会用电脑了,就开始写长篇小说。”

湘潭日报:从时间上来看,从官场小说到知识分子小说,包括乡土小说、杂文、散文等,显示了您对不同人事的思考与探索。在艺术上,会有哪些探索呢?

王跃文:我在艺术创新上是一个特别偷懒的作家。但我写的时候,会尽量把每一句话、每一个标点写好,做好每一个细节。小说和别的文学作品一样,都必须要一个字一个字琢磨。

有一次,一个完全不了解小说创作的人问我:“这些小说都要您自己写吗?”

我说:“小说必须是自己写的。”

他又问:“那可不可以列个提纲,告诉秘书你的想法,让他帮忙呢?”

我还是这句话“小说必须是自己写的。”

湘潭日报:您的小说处女作《无头无尾的故事》,是一篇中短篇小说。在这之前,您也有写一些散文,是怎么转向长篇小说写作的?

王跃文:写长篇小说的想法,我老早就有了。我过去因为在政府机关工作,要写机关材料,工作压力很大,所以没写。为什么到1999年才开始写《国画》呢?

1994年,我在怀化工作,当时我发了个狠心,告诉自己只要把电脑打字掌握了,就开始写长篇。当时电脑还没那么普及,用的是四通打字机。调到省政府工作后,办公室有一台386打字机能用,当时用天鹅绒的窗帘盖着,没人用。我就把电脑打开,严格按照指法来学五笔。一开始我练习打字,默打《桃花源记》,从头到尾打完,差不多花了一个星期。打完以后,我就对电脑熟悉了。

我先写了一个中篇,《蜗牛》。写完后,正好人民文学出版社向我约稿,我就自己买了一台电脑,开始写《国画》。

湘潭日报:原来您的长篇小说写作与电脑有关,这真让人意料。

王跃文:是呀,写长篇小说,那么大的工作量,如果一个字一个字在纸上修改,我没有那么多时间。电脑太好了,极大地解放了作家的劳动力。

当时还有一个小插曲。最初我在办公室电脑上写,电脑操作还不很熟练,开篇写了两三万字后,因为一个错误的操作,几万字一下子没有了。我当时那个感觉呀,虽然没有呼天抢地,但有一种呼天抢地的感觉,懊悔不已。于是,我立马去买了一台电脑,回忆着又写这三万字。后来的文字,我感觉没有被毁掉的好。这或许,命该如此吧。

湘潭日报:您在湘潭经开区主讲的《大清相国》,是不是您的第一部历史小说?历史题材的把握,与别的小说相比,是不是更难一些?可以谈谈您写历史小说的一些体会吗?

王跃文:《大清相国》算是我的第一部历史小说。历史小说的难,难在史料的掌握,必须做大量史料阅读和研究工作。

我平时读书,读得杂,基本上史学相关的都会有阅读,对常识性的史实有所掌握。确定要写这部小说之前,会集中阅读几个月,然后一边创作一边阅读。

湘潭日报:今天您的讲课中提到,“所有小说都是虚构的,历史题材的把握,也并不例外。历史小说基本上要做到‘大事不虚,小事不拘’。”这个分寸其实并不好把握。从读者的角度看,有些对历史感兴趣的人,认为这与历史的出入太大了。

王跃文:这其实是外行话。小说必须虚构,如果是这种外行话,那能把《三国演义》与《三国志》对照起来看吗?显然是不能的。

“书读得杂,更能丰富小说细节。”

湘潭日报:请谈谈您的文学启蒙。

王跃文:我从小语文成绩还可以,喜欢写作文。后来在怀化学院(当时的怀化师专)上大学后,成立了文学社,开始有了文学梦想。但当时只是纯粹的爱好,仅在校内的一些文学刊物上发表一些作品,或组织一些活动,并没有去投稿。

毕业后,我进入溆浦县政府工作,这期间坚持文学阅读。我自认为是个工作上很踏实的人。很多不了解的人,以为机关公务文章很好写,只要数字变一下就可以了。但实际上,机关公务文章很难写。当我慢慢觉得写材料的工作能很自如地去应对时,我的文学梦想又复苏了,就开始文学创作。行有余力,则以学文。

湘潭日报:您当时上大学念的是中文系,涉猎广泛,对文史哲的整体把握很到位。

王跃文:作家必须读杂书,特别是写历史小说,古代人怎么说话,怎么办事,官制如何,生活起居是怎样的,如果不读杂书,根本了解不到。而正史上都是大事,没有这些细节。

读杂书非常有意思。读了后,发觉现代人发生的很多问题,在古代都发生过。史书读多了,人也会越来越没脾气。

湘潭日报:您担任省作家协会主席一职,平时工作忙,这会不会影响到您的创作与阅读?您的日常读书情况是怎样的呢?

王跃文:我的公务并不多,以创作为主。平时阅读,有时有计划,有时没计划。有计划的阅读,如2015年,我决定重读经典,读了将近一千万字的经典作品。

湘潭日报:您眼中的经典作品,有哪些?

王跃文:像列夫·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《复活》,肖洛霍夫的《静静的顿河》,是我心目中的老三篇。还重读了《红楼梦》。也读了《清史编年》《清俗纪闻》等一些史料。后来我算了一下,《静静的顿河》就有140万字,这一年总共读了一千万字吧。

今年的阅读,是有目的性的阅读。我一边进行手头这部小说的创作,同时为下一部小说做准备进行阅读。

湘潭日报:您重读的经典当中,除了《红楼梦》,其它的都是外国小说、长篇小说。您眼中的经典作品,显现了您的文化视角。如何看待经典?

王跃文:不,我没有列举出来而已。经典是必须常读和重读的作品。比如说儿童文学,圣埃克苏佩里《小王子》很短,我几乎每年会拿出来读一次。又比如说《骑鹅旅行记》,是瑞典女作家拉格洛芙的作品,讲一个小孩很调皮,精灵对他施了魔法,把他变小了,只有拇指大。他就骑着家里的一只鹅,跟随一群天鹅去旅行去了。这样的小说,非常棒。一个作家,各种营养都需要。同时,我也读一些同文学无关的书,比如古建筑、植物学、鉴古方面的书籍。

湘潭日报:您对植物也很感兴趣?这在您的小说中,表述似乎不是很多。

王跃文:事实上,古往今来的作家,在这一块是特别注意的。人为什么喜欢读《诗经》,《诗经》里面有很多种植物。孔子就说了,学诗可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。

现在很多城里人,除了吃的蔬菜,认不了十种以上的植物。我向来喜欢植物,认识的植物不少,这与我从小在乡下生活有关。

一个作家,要描述这个世间,但不知道名字,怎么写?如今城市的小学生写文章只能写:“春天来了,树发芽了,小草绿了,小鸟飞过来了。”什么树,什么草?他们不知道,什么小鸟呢?也不知道。这样就写得不坐实,也就不可能生动。

湘潭日报:您前面提到手头正在写、准备写的作品,请问是什么方面的呢?

王跃文: 正在写的小说,通过描述一个南方的乡村的故事,写中国过去六七十年(从民国到建国后)的社会变迁故事。这类小说其实很多,但我有我的观察与思考。我的这种时间跨度大的小说,之前还有获过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《漫水》。

准备写的小说,与历史相关。我最近着重读的是《清史编年》中雍正王朝的史料。另外一本是《清史纪闻》,它是清乾隆年间同时期日本长崎地方长官中川忠英编写的一本书,书中记载了福建、江浙一带的真实生活情况,包括民俗、房屋、用具等,也有配图。

尽管有人写过《雍正王朝》,但我还是想写一本与雍正那段历史相关的书。怎么写我还没写好,但我想对当时那种政治生态和民间生活的状况,有一个详细的了解,再着手去写。

记者手记

“我有点累,眼睛都睁不开了。我闭着眼睛听你讲,对不起,这不太礼貌。”约定的时间是晚上八点,面前的省作协主席王跃文老师十分疲惫。在这之前,王跃文老师为湘潭经开区的读者讲述了一下午历史小说《大清相国》及主人公陈廷敬,随后他成为“签字民工”,为排成长队的读者签名。而前几天,他都辗转奔波于几地之间。

采访在他的休息空隙中,“见缝插针”般进行。4月13日晚上8时,王跃文老师休息的房间内,我们开始了一个小时的专访。

他拒绝标签化、概念化的评价,有着自己警敏的思考。“人是多元化的,贴标签的行为,往往会遏制人的丰富性。”

他对百度百科充满警惕。“百度百科里的信息,是不可靠的。关于我的有些信息不对,我提出修改。结果对方称,我提出的信息不可靠。”这让他感到可笑、无奈。

他实事求是,并不多说。在被问及近期热播的《人民的名义》时,他坦言,

“《人民的名义》我没看,所以不好评价,不好意思。”

更多的内容,在正文的专访中都有详尽的记录。但一个知识分子的文学使命感,以及对现实的清醒与警觉,在文字之外散发出来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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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键词: 王跃文 成见 专访 主席 观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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